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 推動網絡危安信息治理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9-19 14:00:00

虞文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網絡和信息安全牽涉到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我們面臨的新的綜合性挑戰”。隨著進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人類社會發生了結構性的變革,新型信息傳播技術的深度運用在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對既有的倫理、法律和秩序等體系產生了重大沖擊。對此,應堅持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推動網絡危安信息治理的系統化、科學化、智能化、法治化,有效保障國家安全和人民安全。

一、危安信息理論供給應與國家治理需求相契合

201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國家安全事務必須要堅持涵蓋了“11種安全”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并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道路。其中,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工作的根本,信息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政治安全和信息安全所面臨的威脅正在日趨同化,信息安全政治化、政治安全信息化的特征十分明顯。

網絡霸權主義、顏色革命、網絡恐怖主義、混合戰爭等事件背后所涉及到各類網絡危安信息,不僅讓社會風險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還引發了國家與國家、社會與人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紊亂關系,刑事法律中所崇尚與追求的安全、自由和秩序等價值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戰。對此,刑法在懲治犯罪的同時,更應在風險控制和犯罪預防等方面發揮作用,實現理論供給與實踐需求的良性契合。

當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尚未對“危安”術語進行明確的定義,理論研究也鮮有涉及。危安,簡而言之是危害國家安全,具體而言可理解為“人的意志或意識支配下實施的行為危害或威脅國家安全法益的安全狀態和持續能力”。為此,從國家安全法治的角度來看,危安信息所危害的客體是國家安全法益和人民安全法益,可將其定義為借助網絡空間傳播的、具有危害或威脅國家和人民的安全狀態和可持續能力的客觀內容。

危安信息不同于網絡輿情信息。危安信息治理體現了與“總體國家安全觀”下國家安全治理要求相適應的“三變”:一是體現“從維穩到維安”的理念之變。輿情往往是與維穩和維權等相對應。與危安相對的維安,是對危安信息發展的總體性應對,屬于國家主動應對和動態應對,體現總體國家安全觀中的“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全面實現維安的目的。二是體現“從社會治理到國家治理”的層次之變。輿情信息治理立足于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局限于社會治理層面。但危安信息治理已上升到國家安全治理層次,將危安內容剝離出來、與一般危害社會的行為相區別,有利于深化國家安全治理的深度與廣度。三是體現“體系化、精準化應對”的處置之變。輿情信息強調是監測與分析,而危安信息則要求摸清其產生的根源和傳播機制,從綜合治理的角度來加以預防和干預,培養國家安全治理的體系化和精準化能力,并納入法治化的軌道,實現維安的價值目的體系。

二、危安信息治理生命周期的核心要素是“人”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為了深化對危安信息產生、傳播、影響和干預的體系性研究,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應按照社會學原理,建立因果關聯關系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危安信息治理的全生命周期。

在網絡虛擬空間,雖然展現給世人的是錯綜復雜的行為體之間網絡虛擬關系,但需明確的是,由國家、組織和個人等主體具體化的“人”,始終在貫穿于危安信息全生命周期的各個環節,在危安信息產生、傳播、影響和干預等行為的背后,這些“人”在發揮著主導作用。一方面,與傳統國家安全治理主體以國家為中心不同,網絡危安信息安全治理主體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這些具體化的“人”貫穿于危安信息傳播的信源、信道、信宿等全生命周期的整個過程中,都可能是安全治理過程的產生者、傳播者、影響者和干預者。在危安信息治理全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階段,上述主體發揮著不同的作用;而在不同的事件中,上述同一主體在這些事件中發揮著的作用也大不相同,如可能在相同的危安信息事件處理中扮演著性質相反的角色,也可能在不同的危安信息事件中扮演著性質相同的角色。另一方面,“人”也是危安信息的受害者,在危安信息的產生、傳播和影響中,個人群體的話語權也大不相同,網絡大V、意見領袖和“網紅”等群體明顯更多處于信源的位置,屬于主動發聲的人員,掌握著話語權和主動權,影響力較大;而普通人群則更多地處于信宿的位置,屬于被動的接收對象,缺乏話語權和主動權,是危安信息影響的最后、也是最為關鍵的一環鏈條。據此,在理論研究、立法和司法實踐等過程中,要剝繭抽絲,牢牢把握住“人”在危安信息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

三、危安信息治理應堅持綜合性治理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運用先進的理念、科學的態度、專業的方法、精細的標準提升安全治理效能,著力推進社會治理系統化、科學化、智能化、法治化,提高預測預警預防各類安全風險能力,增加安全治理的預見性、精準性、高效性”。危安信息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應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調動各種資源予以綜合應對:

第一,社會治理。首先,明確立足點。即清晰定位危安信息的風險是什么,樹立底線思維,充分考量危安信息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和危害后果。其次,明確出發點。即以風險預防為主,在充分評估風險的基礎上,制定針對性的預防措施。再次,明確落腳點。即堅持人本主義,以人為本,用社會、文化等措施來確定和解決危安信息產生和傳播的根源。

第二,技術治理。首先,培養技術安全思維?!耙宰又プ又堋?,利用技術中立性確保技術優勢,形成與危安信息傳播相對抗的優勢技術體系。其次,建立技術預警機制。網絡空間海量信息井噴狀況雖為國家治理種的態勢感知和安全預警帶來了不小的挑戰,但應充分推動信息技術大發展的契機,感知、分析、預測和處置各種涉危安信息的違法行為。再次,發揮專群結合優勢。在法律框架下整合社會技術力量、資源和優勢,加強專群結合,提高對危安信息技術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第三,法律治理。首先,樹立法治思維。新技術思維是安全治理需要依賴的工具和手段,但單純的技術思維不可行,容易造成危險、無序且不可控的局面,須通過法治思維來制衡單純技術思維所帶來的倫理、價值和理念等方面的沖突。其次,踐行法治方式。社會力量所掌握的技術優勢容易影響或改變國家權力分配和運行的模式,因此既要對風險進行有效管控,也要對社會治理和技術治理形成切實的法律約束,堅持用系統的法治方式來協調各行各業發展。再次,堅持法治道路。堅持國家安全法治除了保障國家安全外,還拓展到保障人民安全方面。為此,應注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犯罪等前沿領域的研究和應對,并納入法治軌道;同時,應按照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完善公民權利保障和救濟的法治機制,重視對公民被遺忘權、免于恐懼的自由等合法權利的法律?;?。

(作者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博士后)

(責任編輯: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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